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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和基金经理交流时，大家都会谈及重庆近期发生的领导人更迭事件。让笔者感兴趣的是，为何大家会普遍关心这一事件对重庆的经济发展和当地的上市公司产生的影响。

打个比方说，假如有一天在报章上看到美国加州州长因违法“下台”，我们不会去考虑该事件对加州经济会有什么影响，也不用顾虑这是否会对硅谷的上市公司造成压力。尽管就经济规模以及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而言，加州的重要性绝对不逊于重庆；但相比重庆，加州的政治领袖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却显得微不足道。

这牵涉到中国经济体制的问题，这也是为何中国经济的转型一直这么困难。现在中国的国情下，一个省（市）的书记和省（市）长，就好比当地的CEO。除了像其他国家的地方领导人一样，需要兼顾当地的治安和公共服务外，他们更大的作用是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因为GDP增长一直是中国官员晋升的重要考核标准。

因此，当一个地区的领导选定了一个产业来大力发展，他们会积极地提供不同的优惠政策（如土地优惠和税收返还等），鼓励不同类型的企业来投资。更重要的是，他们会调动当地的银行，或帮助这些企业上市，来保证资金支持。尽管一些外国政府，特别是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也会以类似的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但可以比较肯定的说，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相对当地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仍是相当独立的，所以地方政府的主导能力也较弱。

在中国目前的结构下，国企、民企甚至外资，都跟当地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若一个强势领导突然离开，很多企业的经营环境便可能出现逆转，对地方经济亦然。通常，领导为了推动当地经济，还需大量投资于基建项目，而资金来源则基本上依靠银行贷款和土地财政。一个领导愈强势、政治地位愈显赫，他所能调动的金融资源就愈多，他想成就的事业也愈大；因此一旦他突然离开，这些工程所产生的负债便可能成为下任政府的负担。

同时，这种结构的另一后果就是投资增长居高不下。对地方领导而言，抓投资项目以推动经济，远较促进消费来得简单。毕竟居民花不花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政府所能做的并不多；反之，每上一个投资项目，不论将来效益如何，在建设过程中，这些项目都会推动投资，从而拉动GDP的增长。即使这是个亏本项目，也只是下届政府的问题，与本届政府无关。还有一点值得留意的是，虽然现在政府公布的投资数据中，大部分属于非国有资本投资；但我们与很多上市公司讨论后发现，有为数不少的投资项目都是因政府显性或隐性的补贴，才最终促成。这意味着若没有政府的干预，这些投资将不会发生，而中国的过度投资问题亦将没有如此严重。

中国如何改变这种经济结构呢？

首先，这关系到地方政府的功能。以GDP为代表的地方经济增速一直是地方官员升迁的最重要指标；要改变现状，这个考核指标必须要改，至少它的重要性应被大幅削弱。

其次，订定一些反方向指标来约束投资行为。比如，中央政府可以参考过去几年经济发展水平，跟地方政府订定一个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目标。若投资增长超过目标，地方政府不仅不会被嘉奖，还会被记负分；甚至被“一票否决”。

进一步增加民营经济的比例，不论靠国企进一步民营化或其他方法，都将加速这个转变过程，但前提是地方政府的角色一定要改变。毕竟民营企业要对自己的投资项目的成败来负责，因此若没有了地方政府的人为补贴等干扰，它们的投资决定将较国企更理性。

作者为瑞信证券中国研究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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