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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月，笔者考察了长三角和珠三角近十家不同行业的企业，和企业经营者及基层政府官员进行了交流，他们对热点经济问题的见解五花八门，但有一点却相当一致：经济势头在放缓。他们对经济形势的直觉判断是鲜活、灵敏的。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一季度全国用电量数据可资佐证：1月-3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8%，增速只有去年同期的54%。

最具说服力的指标还是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1%，为最近五个季度的最低值。按可比价格计算，中国GDP自1978年至2010年，年均增长都达到了9.9%。一季度8.1%的涨幅低得有点出乎预料。

与经济增长放缓伴生的是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更大幅度下滑，而财政收入中约90%是税收收入。据财政部披露，今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4.7%，比去年同期回落18.4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增长10.3%，比去年同期回落22.1个百分点。一季度地方公共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同比增速上升的仅有贵州、甘肃、内蒙古、青海四省份，其他省份均下滑，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增长17.3%，比去年同期回落17.4个百分点。

对各级政府而言，与经济增长放缓相比，他们更在意、更焦虑的是财政收入的下滑。由此引起的一种倾向值得警惕——各级政府正试图通过增加税种（资源税、房产税等）、加大征管力度、开辟名义上的非税来源等方式来应对局面，也就是希望通过增加实际税负来抵消财政收入的下滑。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

实际税负有两层含义：一是全口径，包括未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及罚款，诸如民航发展基金等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外汇经营收入、社保基金等；二是现实性，中国的税制在设计时考虑到征管难度，有意放宽税基、提高税率，留有征管折扣系数。如果征管手段改进，宽税基、高税率的税制也需要相应调整。

这种倾向的危险性在于：首先，会阻碍经济的复苏。经济增长放缓，如果假定制度中性，刺激的办法不外乎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要么是扩大政府支出、要么是减税。相反，在经济放缓时增加实际税负会对经济起到收缩作用，造成恶性循环；其次，各级官员不要忽略了拉弗曲线。税率越高，政府税收并不一定越多。当税率超过某一临界值再增加时，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税基减小，反而会导致政府税收减少，如此所为何来？第三，税负不单是经济问题，还涉及到企业和个人的切身利益和感受，极易演化成社会问题，中外皆然。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可能结局或应对之道不外乎以下几种可能：

首先，忽略制度改进（制度中性），继续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宏观上刺激经济。这样见效或许很快，但资本品/消费品价格会快速上扬，GDP往下的难题转成了CPI往上的难题；

其次，从制度（企业所有制度、资源配置方式、市场交易成本等）入手，改善“制度增长弹性”。这样见效或没第一种做法那么快，但是更具持续性，而且不一定会带来通货膨胀；

第三种可能是各种办法均无效，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经历30多年高速增长后不可避免地转入了中速增长阶段，告别增长的“青春期”，进入“中年期”；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政府从自身眼前利益出发，采用诸如增加实际税负等举措，抑制经济复苏，恶化经济活动环境，后果堪忧。

上述四种结局，第一是中策，政府周期性在使用；第二是上策，考验政府的眼光和智慧；第三则是规律的结果，非人力可抗拒；只是这第四最不该用，因为它是危险的下策。

发布人：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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