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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官员亲属子女的特权现象受到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一有事端发生，互联网上便以“官二代”概而论之，每每物议汹涌，民怨沸腾。治理特权已迫在眉睫。

中国的古代社会曾经长期实行权力等级制，有权就有一切，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概括为“家产官僚制”的历史传统。纵使如此，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当权者对于自己后代的腐化堕落是十分警惕的，特别是在王朝更替之初，统治集团采取从道德教化到制度约束等一系列办法，力图规范后代的行为。在专制世袭制度下，比如在清朝，“八旗子弟”的特权是通过继承实现的，但为了确保帝业“既寿永昌”，朝廷还是确立了一套很严格的约束之法。

中共在革命时期，高举反封建、反特权的大旗，赢得了民心，夺取了政权。建政后，一直采取有力措施废除权贵特权，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以避免红色江山断送在后代人手里。不过，新中国曲折走到今天，告别“家产官僚制”的历史传统并不容易。特别是最近一些年，官员亲属子女凭借权力谋取特权地位的现象一再发生，说明“文革”结束后中央领导层曾高度警惕的专制遗毒并没有彻底消除。同时，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所谓“官二代”谋求特权地位的现象，呈现出远比以前复杂的局面。

由于缺乏有效制约，政府权力无限放大，广泛介入市场过程。这种权力很容易资本化，成为市场上的特殊主体。不少人凭借这种资本化权力的福荫，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对腐败现象的分析显示，领导干部腐败常常牵涉整个家庭，家庭或家族成为腐败蔓延的场所。

公众注意到，在一些腐败官员的家庭内部，已然形成了一定分工，复制着社会上盛行的权钱交易。一个贪腐官员周围，定然簇拥着众多“权力承销商”，其中有妻子、子女，也有七大姑八大姨，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掮客。他们或明或暗地将权力转售出去，兑现为属于自己的商业利益。由于有商业网络作后盾，权力获得了滋养，有资本去追逐更大的权力。于是，在一个家庭内部，完成了权钱的循环，“官二代”往往还是“富二代”。由于兼具权贵和富豪两种属性，这些第二代们更显得言行乖张，忘乎所以，社会影响极为恶劣。

到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0.55，远超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收入分配不均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收入不均之源正是机会不均，主要是因为权力造成的机会不均。从“官二代”而 “富二代”，腐败官员手中的权力家庭共享、权钱交易的消极现象，正是机会不均最显著的表现，引起公众极大的愤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因“涉嫌严重违纪”被中央纪委立案调查，彰显了中共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但是，此事发生，很难让人不想到当年的陈良宇案。同为政治局委员，陈良宇滥权受贿的行为，直接发生在其妻、子和胞弟身上。从目前薄熙来事件之端倪，已可知其妻薄谷开来竟因“经济利益”，涉嫌故意杀害了外国公民，情节更令人惊悚。

如何有效约束领导干部的亲属子女，已成为执政党和国家面临的重要挑战。无论是党纪还是国法，都非常明确地要求领导干部不能搞特权，不能以权谋私——仅仅要求领导干部亲属子女不得经商的规定就达40多项，然而，从目前严峻的反腐形势来看，只有规定和教育还远远不够。制约权力、强化监督，从根本上终结“家产官僚制”，需要标本兼治的强力行动。

当前，首要之举还是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领导干部的申报制度已经实施有日，但申报后并不公开，甚至同级领导也无从知晓，更谈不上公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有些人总是以“条件不成熟”为由阻扰公开，这纯属遁词。历史和现实的教训非常深刻。推进领导干部申报公开制，应尽快迈出实质性的一步。比如，可以从新拟任领导干部开始，实行财产公开，逐步扩大范围，最终覆盖所有层级的官员。

就长期而言，必须通过加强法治和监督，约束政府的权力，特别要严格限制政府的任意权力。权力本身有扩张冲动，不受限制的权力，为官员带来过多的寻租和设租机会。部分“官二代”所滥行之特权，本质上只是上代人这种不当权力的延伸。只有依法治国，制约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权力，才能降低其干预能力，减少权力的货币价值。坚持法治又必须与舆论和社会的监督相结合。一个在法治约束下有限而且有效的政府，一个受到充分监督从而廉洁自律的政府，才能使国民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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