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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在2012年5月3日举行，如何开创中美两国产业互补合作将必定是对话所涉及的一个重要领域。

中美两国产业之间的互补性是合作基础

目前，中国产业整体上仍处于工业经济时代，而美国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两国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性特征。这种互补性是在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三个层次展开的。如美国的高技术产品、农产品，高品质的消费品，全球产业价值链，与中国的轻工、纺织服装等，机电、装备制造业，生物技术、电子产品之间呈现出系统性互补的产业联系。

一是中美两国的要素禀赋差异决定了双边商品和服务贸易的互利性质。如中国劳动力数量是美国的5倍多，平均工资只有美国的1/10。这就形成了中国对美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从美进口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各自获得自己贸易利益的基本格局。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曾专门研究过中国高技术产品顺差问题，最后发现90%以上都是属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顺差。

二是美国农业比中国有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如美国的人口不到中国的1/4，耕地面积比中国多40%左右。美国早已建立资本密集型的运输工具、机器工业和大农场。目前中国成了美国大豆、棉花最大的单一海外市场，中美两国在生物安全、水土保护、动植物疫病防治、重大灾害预警等方面建立起互补型的合作机制。但是，农产品贸易也要考虑数百万美国农民与6亿中国农民的损益比较。如果损害数亿中国农民的利益，全球整体福利将会净受损。

三是中美两国工业及相关产业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分工特点。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飞机、汽车重要的出口市场。而在轻工、纺织服装、工程机械、发电设备、程控交换设备等领域，中国产业有自己的竞争优势。中美在各自制造业优势领域已经形成互补互利的合作关系。中国已成为美国制造企业海外投资收益最好的市场之一，如美国通用汽车在危机期来华投资取得巨大收益。

四是中美在现代服务和知识经济领域有着显著的差距，这正是两国合作潜力最大的领域。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仅为美国的1/4强。中美两国在科技、气候、能源和环境等领域，以及在金融、商务、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服务领域，合作在不断拓展深化。美国的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沃尔玛等连锁经营店在华蓬勃发展。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已经从2001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78亿美元。

正确对待中美产业之间的竞争性

中美两国在现代产业体系的主要竞争领域存在着显著的人才、技术和管理差距。国际上有观点认为，美国及主要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搭了便车，却没有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成为全球不公平贸易的受益者。因此，要按照美国主导的贸易规则重塑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

从2009年开始美国大力推动“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议”(TPP)，要在亚太地区打造美国主导的排他性的太平洋集团；成立了跨部门贸易执法中心调查全球不公平贸易行为；在经合组织范围内推动“竞争中性”原则，即限制政府利用优惠待遇补贴国有企业战胜私人企业的能力；通过国内立法授权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等。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转向超越WTO另搞一套贸易规则的制度框架。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从市场开放施压转向边境内政策，如涉及到国内产业政策、自主创新、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标准、贸易融资等领域。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凭借其全球金融货币特殊地位，完全可以成为最大受益者。但事实证明，一旦这种金融货币特权被滥用，就会陷入整个国民的负储蓄、过度消费和金融泡沫，成为过度索取全球化红利的受害者。尤其自2000年以来，美国巨额资本更愿意进入虚拟经济、房地产和建筑业，加剧了其经济和产业的空心化。据统计，1990-2009年，美国制造业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从27.5%降至19.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从4.1%降至2.9%，而金融业的比重则从22.1%升至30.1%。美国在过去一些年严重忽视了实体经济和技术创新，从而陷入了这场金融危机。

为此，美国自2009年开始陆续发布了创新战略、国家出口计划、重振制造业框架、制造业促进法案等，重点发展清洁能源产业、钢铁和汽车、生物工程、航空工业和空间技术、纳米技术以及智能电网和节能环保业等先进制造业。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出现了许多与产业相关的利益冲突和竞争的重大议题。如我国自主创新战略与美国国家创新战略之间，我国扩大内需与美国出口振兴计划之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美国重振先进制造业之间，我国国有经济部门战略性重组与美国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调整之间，中美产业政策之间以及美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对华光伏等新能源产品实施反补贴和反倾销，要求中国承担为全球提供最终消费的责任等。美国全国商会会长多诺霍对中美欧产业合作与竞争关系曾说过，世界三大引擎要合作不要对抗，否则都是输家。

中美应从增进全球福祉的大局出发

一是中美两国应从增进全球共同福祉的大局出发，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当前美国正从推进全球化转向区域化、本地化和集团化。在全球经济减速和复苏举步维艰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自主降低关税和清理非关税措施，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扩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尤其是扩大新兴市场的相互贸易和投资，实现“共享发展”的平衡增长，同时促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

二是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相互贸易和投资伙伴国，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最大的终端消费市场和结构互补大国，加强中美两国产业合作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长期繁荣稳定。尤其是促进减贫、绿色转型、人力资本开发等方面的合作，建立中美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能源资源危机和人类疾病等重大领域的合作。

三是中美产业合作要切实解决两国长期关切的敏感问题。如中国采取更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美国切实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等。中美在发展新能源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互补优势。

四是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探索建立全球治理合作的新模式。目前全球治理的核心冲突，是建设有更多共同利益的“地球村”还是继续四分五裂。对于这些选项，中国应坚定不移地推进全球治理结构的国际合作，担当新兴大国的国际责任，为经济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做出贡献。(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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